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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內容可能會包含部分劇透,請確認後再行閱讀) 最近社群媒體上有不少人在轉發 Netflix 影集《乩身》。原本我沒打算看——我讀過原著小說,挺喜歡的,不希望被拍得不好的影集破壞想像。 但身邊在影視產業的朋友看了,評價不差。我自己也因為一些機緣,坐在廟裡跟朋友與眾神明一起把它看完——期間還遇到大甲媽祖遶境來訪,算是一段「神」經歷。 回到這部劇來談,要把神明搬上螢幕,最先得回答的問題,就是「祂該長什麼樣」。看過影集或預告的人都知道答案了——是位很蝦趴的三太子。鮮亮、動感、滿滿當代腔調,我彷彿可以看到祂在台北東區的夜店門口出沒。 我最開始確實有點調適困難——這跟原著裡那個只在關鍵時刻出手、一出現就讓人如坐針氈的三太子之間,有一段需要消化的距離。但過了一陣子,這種浮誇開始變得合理。因為三太子本身就不是一個端坐神龕裡的老派神明。 民間信仰從來都不是封閉文本。它會跟著人的生活一起變動。以前的人求風調雨順、家宅平安;現代的人求行車平安、考試順利、感情穩定、身心安頓。神明的功能並沒有消失,只是被翻譯成這個時代聽得懂的語言。《乩身》裡的三太子之所以成立,不是因為神明被現代化了,而是因為民間信仰本來就一直在現代化之中。 詮釋學中有個詞叫「視域融合」——理解一個傳統,從來不是回到它原本的樣子,而是讓當代的眼光和過去的眼光彼此疊合、互相調整。傳統因此不是被觀看的化石,而是「持續被理解」這件事本身;三太子能站上 Netflix 的螢幕,正是因為民間信仰一直允許這種疊合在它內部發生。 談到傳統,大家的爭論常常停在「該不該變」。但真正的問題不是該不該變,而是以什麼姿態被看見。每次走進那種老房子改的咖啡店,我都會想到一個問題:這棟樓究竟是被怎麼留下來的?把它擦得像剛蓋好的「修舊如新」,常被批評抹去了歲月感;刻意保留斑駁的「修舊如舊」,是長期的主流,但有時會變成只能遠觀的標本;近年才漸漸成形的「活化再利用」,則讓老建築在新的使用方式裡繼續活著——既保留時間的痕跡,又能被當代人重新進入、產生關係。我想借這第三種姿態來形容三太子:一種在當代被「重新顯影」的存在方式。 三太子在《乩身》裡走的,就是第三條路。祂不是被擦得發亮、失去質感的炫目符號,也不是被供奉成博物館展品式的古老形象,而是被以當代的影像語言重新顯影出來——會打扮、會講幹話、卻依然能降妖伏魔,且身上仍然帶著神格的重量。 而且祂特別適合走這條路。三太子在台灣民間信仰裡,本來就是少年神、戰鬥神,在民間故事中更是各種反骨與叛逆。祂既有神威,卻不像那種端坐高位、需要遠遠仰望的上位神。電音三太子早就把祂從神桌上請了下來,放進廟會、車陣、夜市與流行文化裡。要把這樣的神明翻拍成會在台北街頭出沒的角色,其實仔細想想也沒有那麼突兀——畢竟祂是民間信仰裡天生最容易現代化的神明之一。 但事情如果只停在「現代化得不錯」,還沒講到《乩身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。所以我換個角度,從「拍攝」這件事說起。 攝影從來不只是把東西拍下來。鏡頭的角度、光線、色彩、構圖、節奏,都會悄悄決定一件事如何被觀看。把同一個物件用不同方式拍出來,觀眾會得到截然不同的情緒。換句話說——鏡頭本來就不是中性的。它在「看」的同時,也在「決定怎麼被看」。 所謂「人要衣裝,佛要金裝」,我們對神明的信任,從來都跟祂以什麼形式出現綁在一起。過去的神強調威嚴與權威——祂距離我們很遠,我們需要仰望祂。現在的觀眾更在意自身的感受——我們需要神能夠先看見我們、先理解我們。神的形象,因此也從「被仰望」轉變為「貼近我們的視線」。 於是《乩身》把三太子拍成什麼樣子,就不只是一個美術選擇。它在重新安排我們觀看神明的方式:不是遠遠仰望、香煙裊裊的那種神,而是會迎面衝進感官、帶著視覺衝擊與聲光效果的神。 而觀看從來不只是看。誰決定要怎麼拍、用什麼鏡頭、給多少時間,悄悄決定了我們最後看到的是哪一個版本的神。換句話說,《乩身》不只是換了一種拍神的方式,它也參與形塑了我們這個時代「該怎麼看神」。 更微妙的是反方向的事情。神明在被觀看的同時,也必然帶著觀看者的影子。我們以為自己只是在看神,其實也在透過神,看見自己活在什麼樣的時代。我們對美感、對力量、對「能即時回應自己」的渴望,悄悄住進了三太子的形象裡;祂的潮、祂的蝦趴、祂的幽默感和鬆弛感,某種程度上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參與雕刻出來的版本。 而這也提醒一件事:神明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。 祂是一群人在某個時代,共同想像、共同認可、共同維護出來的存在。形象化從來不只是神單方面的事,也不只是創作者單方面的事——在戰亂不安時代的人們,共同想像出回應秩序與庇佑的神;在農業社會的人們,共同想像出回應風雨的神;在都市化的人們,共同想像出回應壅塞、焦慮、夜歸的神。神明的本質未必改變,但祂顯影的方式,會跟著看祂的那群人一起變化。我們以為自己是在看見神,其實也在透過神明的樣子,看見這個時代如何想像信仰。 寫到這裡,真正讓我在意的問題,其實已經悄悄轉了個彎。 如果連神明都能變通,如果連祂都會隨著時代的觀看方式被重新顯影,那為什麼人常常做不到?我們很容易把「死守形式」誤會成虔誠,卻忘了形式只是讓精神能被當代理解的容器。容器會隨時間改變,真正要傳承的是裡頭的內容物。 但變通也不是沒有原則。神明可以換造型,卻不會改變祂應該守護什麼;就像古蹟可以重新顯影,卻不會丟掉它曾經是什麼。神有神的分寸——當這個問題從神身上轉到人身上,當一個人擁有越來越多能力、自由與選擇,他願不願意,也用同樣的尺度去衡量自己的變通? 這就是下一篇我想接著聊的事。 當神明能變通,不代表人可以任意變通。當能力、慾望與懲罰開始交纏,《乩身》最深刻的問題才真正浮現:有能力作惡的人,如何能夠不為惡? 線上課程 「[2025年版]《生存的 12 道法則》 Part II 」販賣中 [2025年版]《生存的 12 道法則》 Part II 課程頁面 您會收到這封信是因為您是【艾希囈語】的訂閱者 如果不想再收到電子報,您可點選下方的 Unsubscribe 取消訂閱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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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死去之後,留下來的不只是遺產。 還有空間。 房子、衣櫃、抽屜、沒有收走的杯子、某張一直沒有人敢坐的椅子。這些東西本身或許沒有意義,但當一個人離開之後,它們忽然開始替他說話。 一只杯子提醒你,那是來自他過去的贈禮。 一件外套提醒你,他在記憶中的許多畫面是如此穿著。 一張空床則提醒你,有些人離開以後,並不是真的消失了。他只是把自己散落在房間裡,讓每一個還活著的人,在經過的時候,都不得不再見他一次。 所以人死後最難繼承的,從來不是財產。 而是空間。 因為財產可以分配,房子可以出售,遺物可以收進紙箱。但空間裡留下來的關係,沒有那麼容易處理。誰應該住進去,誰應該離開,誰有資格保留,誰又有資格丟掉,都不是法律可以回答的問題。 有些房間之所以讓人覺得擁擠,不是因為裡面住了太多人。 而是因為有些人已經離開,卻還沒有真正離開。 《違國日記》從一場葬禮開始。 槙生在姊姊夫婦的葬禮上,看見失去父母的朝,被親戚們以一種看似客氣、實則推諉的方式包圍著。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孩子接下來需要被照顧,但沒有人真的準備好接住她。 於是槙生開口了。 她說,朝可以跟她一起住。...
最近做了惡夢,夢到被裁員。 被裁員到底算不算惡夢,還不好說。 但至少在夢中的我,確實感到一種接近恐慌的情緒。 只是醒來之後仔細想想,被資遣還真不一定是件壞事。 至少從我過去的經驗來說,會有資遣費,也能夠申請失業補助。 同時,當你被通知資遣的那一刻,你也同時被通知: 你多了一段不必立刻回到工作崗位上的自由時間。 照理來說,這都不算是最壞的結局。 那麼夢中的我,到底在怕什麼? 想了想,這可能跟我最近在試算自己的財務與退休規劃有關。 我目前大部分的薪水都拿去投資。 也因此,我對於未來的想像,其實嚴格綁定著現在的收入。 每個月能投入多少。 年化報酬率假設多少。 距離提早退休還有多少年。 這些數字看似理性、冷靜、可控。 卻也在不知不覺中,把我的人生變成一張巨大的試算表。 而裁員真正可怕的地方,也不是下個月會活不下去。 而是那張試算表會被打亂。 收入中斷。 投資中斷。 退休時程延後。 原本好不容易看見的一點點未來,突然又變得模糊。 所以恐懼不是來自失去工作本身, 而是來自失去那個「我正在逐漸變自由」的敘事與想像。 我朋友最近也遇到類似的處境。...
線索越多,世界越不乾淨 前陣子看了電影《近畿.禁忌》。 我對這種偽紀錄、追蹤實錄式的恐怖片一直蠻有興趣。它不像一般鬼片那樣,直接把觀眾帶進一個完整的故事,而是透過訪談、影像紀錄、線索追查、疑似真實的資料,把恐怖做成一種「正在調查中的事件」。 這種形式最迷人的地方在於:它不急著告訴你發生了什麼,而是讓你覺得,好像真的有什麼事情曾經發生過。 只是《近畿.禁忌》的結局,對我來說稍嫌可惜。 它前面累積了很多曖昧、破碎、真假難分的線索,可是到了最後,卻有一種想把事情塞進某個宏大敘事裡的感覺。像是電影終究不放心觀眾停留在不明所以的狀態,所以必須在最後給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結論、一個比較清楚的解釋,或至少是一個比較像「答案」的東西。 但恐怖真的是一種能夠被講清楚的事嗎? 後來我又去讀了原著小說《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》。 小說給我的感覺更有趣。它的敘事表面上很雜亂,像是把一堆事件、訪談、紀錄、傳聞、編輯筆記、地方怪談隨意堆在一起;可是讀著讀著,這些看似彼此無關的碎片,會慢慢開始互相牽連。 你會開始產生一種很微妙的閱讀狀態:一方面覺得自己正在整理資料,一方面又隱約知道,這些資料可能不該被整理。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