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做了惡夢，夢到被裁員。

被裁員到底算不算惡夢，還不好說。

但至少在夢中的我，確實感到一種接近恐慌的情緒。

只是醒來之後仔細想想，被資遣還真不一定是件壞事。

至少從我過去的經驗來說，會有資遣費，也能夠申請失業補助。

同時，當你被通知資遣的那一刻，你也同時被通知：

你多了一段不必立刻回到工作崗位上的自由時間。

照理來說，這都不算是最壞的結局。

那麼夢中的我，到底在怕什麼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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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了想，這可能跟我最近在試算自己的財務與退休規劃有關。

我目前大部分的薪水都拿去投資。

也因此，我對於未來的想像，其實嚴格綁定著現在的收入。

每個月能投入多少。

年化報酬率假設多少。

距離提早退休還有多少年。

這些數字看似理性、冷靜、可控。

卻也在不知不覺中，把我的人生變成一張巨大的試算表。

而裁員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也不是下個月會活不下去。

而是那張試算表會被打亂。

收入中斷。

投資中斷。

退休時程延後。

原本好不容易看見的一點點未來，突然又變得模糊。

所以恐懼不是來自失去工作本身，

而是來自失去那個「我正在逐漸變自由」的敘事與想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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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朋友最近也遇到類似的處境。

他是自由接案者，接了兩個讓他非常痛苦的案子，卻連一個都無法拒絕。

只因為他還有房貸要繳、有台老車要養。

這聽起來格外諷刺。

自由工作者，理論上應該比上班族自由。

可是當房貸、生活費、人情壓力與現金流一起壓上來時，所謂的自由也只剩下一種形式上的自由：

你可以選擇在哪裡痛苦。

幾點開始痛苦。

以及用什麼姿勢完成痛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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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festyle Creep （或 Lifestyle Inflation） 一詞，

指的是當收入逐漸升高時，一個人的消費水準也會跟著提高，最後貼近他的收入。

一般會把它解釋成慾望膨脹的過程。

但我覺得那不只是單純的開銷變高而已。

而是你開始敢做以前不敢想的夢。

以前覺得能活下去就好。

後來開始想住得舒服一點。

吃得好一點。

穿得體面一點。

投資多一點。

退休早一點。

我們都是人，本就會有對於更好生活的欲求。

人努力工作，本來就不只是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。

問題是，當那些夢逐漸變成現實，現實也會反過來要求你持續支付它的價格。

於是夢想不再只是夢想。

它變成了每個月的固定支出。

變成房貸。

變成保費。

變成定期定額。

變成不能中斷的職涯路線。

變成一種你已經不確定自己是否還能拒絕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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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經也領著很低的薪水，熬過一段貧苦的留學生生活。

那時候的生活很窄，很硬。

很像每天都在數著饅頭過日子。

後來有一天，我認知到自己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於是轉行去做軟體工程師。

一路走來，也有些年了。

薪水變高了，也默默當上了團隊主管。

開始好像買得起以前買不起的東西。

開始好像有機會早一點退休。

開始好像終於能夠替自己的人生多爭取一點選擇權。

可是奇怪的是，這一點點希望，有時候比毫無希望更像毒藥。

毫無希望的時候，人只需要活下去。

可是當你開始看見希望，你就會開始害怕它消失。

你開始計算。

開始規劃。

開始把每一個月的收入都放進未來的模型裡。

你看似更接近自由，卻也更害怕任何可能讓你倒退的事件。

於是你更不能失業。

更不能任性。

更不能停下來。

更不能說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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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把刀的《殺手》系列中，有一個角色叫做殺手九十九。

他替自己立下特殊的制約：

只要做滿九十九次惡夢，就金盆洗手不再當殺手。

而當他真的達成目標、退出殺手界之後，所有的惡夢便奇蹟般地停止了。

我以前讀這個設定時，覺得它很浪漫。

惡夢是有數量的。

痛苦是可以結清的。

只要撐過九十九次，就能離開那個世界。

但現實生活不是這樣。

很多人的惡夢不是做滿就會停止。

而是做滿之後，才發現那只是下一個惡夢的入場券。

你以為撐過低薪就好了。

後來發現高薪有高薪的恐懼。

你以為撐過基層就好了。

後來發現主管有主管的孤獨。

你以為有了存款就好了。

後來發現存款讓你開始害怕失去。

你以為有了投資就好了。

後來發現投資讓你的人生變得更像一條不能中斷的生產線。

寺尾哲也在台大資工畢業之後，到美國念研究所，後來進入 Google 工作了八年。

這條路從外面看起來很漂亮，幾乎符合某種現代菁英敘事的標準模板。

但他在《努力是癮》裡寫下的，卻不是單純的成功故事。

而是那些努力背後留下的坑洞、疤痕，以及對成功敘事的成癮。

我一直覺得「努力是癮」這個書名很精準，非常華人文化。

因為我們太擅長把受苦翻譯成上進，把不敢停下來翻譯成自律。

努力當然可以讓人變好。

但努力也可能變成一種逃避。

當人不知道自己除了努力之外還剩下什麼，他就會繼續努力。

因為只要還在努力，就暫時不用面對那個更根本的問題：

如果我停下來，我到底是誰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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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和朋友聊到一種學習方法，叫做嗆水法。

也就是為了學游泳，直接把人丟進不至於淹死的水域裡。

多嗆幾次水，你自然就會學會游泳。

朋友聽完後說，你透過這種方法學會的，只是不在水裡死掉的方法，而不是真的學會游泳。

這句話讓我想了很久。

因為許多人在職場裡學會的，大概也是這種東西。

我們學會準時回訊息。

學會在混亂裡整理出一點秩序。

學會把情緒壓下去。

學會在會議裡保持穩定。

學會在深夜處理問題。

學會在快要沉下去的時候，把自己的口鼻勉強撐出水面。

這些能力很有用。

但它們不一定是生活的能力。

有時候，它們只是求生的技術。

我們很擅長不死掉。

或者說，留下來的我們，只是剛好擅長不死掉的那一批。

卻不一定知道自己要怎麼活。

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把生存誤認為是生活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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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爬過那片生存的泥濘，

我們把善於苟延殘喘充當技能，把苟且偷生放進履歷寫作經歷。

只要還能回信。

只要還能交付。

只要還能準時出現在會議上。

只要還能繼續把錢投入市場。

我們就假裝自己一切正常。

可是正常不代表自由。

還頂得住也不代表活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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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說幾句更扎心的。

如果你從來沒有經歷過可能被裁員的擔憂，也許你的薪水根本不夠高。

如果你從來沒有經歷過身邊的人看起來都比自己優秀，懷疑自己只是運氣好才混進來，

也許你待的環境根本不夠夠頂尖。

每一個階段都有它自己的代價。

低薪有低薪的窘迫。

高薪有高薪的恐懼。

基層有基層的無力。

主管有主管的責任。

自由工作者有自由工作者的焦慮。

上班族有上班族的束縛。

只是人往往都覺得自己的痛苦比較偉大，旁人的痛苦比較輕鬆。

自己的獲得，都是被低估與剝削後換來的。

旁人的獲得，看起來都像苟且與僥倖。

久而久之，我們便開始失去同理旁人痛苦的能力。

因為同理需要餘裕。

因為每個人都忙著維護自己宏大敘事的美麗與哀愁，已經沒有餘裕去承認旁人的痛苦也是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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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治療案例集《早安，怪物》中，有一個故事寫到一位承受殖民創傷的加拿大原住民。

他不再能夠說出自己的族語，後來罹患喉癌過世。

書中的心理師推測，也許那些被迫吞下、無法說出口的語言，最後以另一種形式留在了他的身體裡。

所以那些說不出口的東西，也許並不會真的消失。

不能拒絕的案子。

不敢承認的疲憊。

不能說出口的恐懼。

那些被我們硬吞下去的東西，最後都會留在身體裡。

留在夢裡。

留在每一次醒來後，仍然無法解釋的恐慌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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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現在仍然在思考所謂的自由。

我們經常以為自由是擁有更多。

更多收入。

更多選項。

更多資產。

更多未來。

更多可以支配人生的可能性。

但自由的最基本要素其實應該要是我們可以拒絕某些事物。

拒絕一份看似體面卻消耗自己的工作。

拒絕一個明明賺錢卻讓人痛苦的案子。

拒絕一種所有人都稱羨，但自己卻已經快要窒息的生活方式。

可是當我們真的擁有了一些東西之後，我們是否還有能力拒絕？

當拒絕意味著收入中斷。

意味著退休延後。

意味著房貸壓力。

意味著重新回到那個一無所有的自己。

我們是否還保有說不的自由？

這也許才是那場惡夢真正要提點我的地方。

我夢到的不是被裁員。

我夢到的是，當我終於擁有一些東西之後，

我才發現自己已經不確定是否還有失去它們的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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